诗人部长贺敬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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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贺敬之96岁了。相识40余年的老部下李正忠觉得,如今的他,“老延安”的信念和关怀与诗人的浪漫和天真,都愈发明显。他与新老朋友见面,首先要聊聊国家和世界大事,再议一议文艺界的现状,有什么新的创作、演出,什么新的文章,又发生了什么争论……对此兴致极高。

  1977年,贺敬之进入文化部工作,参加文化部核心组,分管艺术局、艺术教育司和政策研究室。在一次会上,李正忠见到了贺敬之。他对贺敬之早已久仰大名。1960年代,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,那时就知道歌剧《白毛女》的剧本出自贺敬之的手笔。有一次,著名表演艺术家董行吉在讲座上朗诵了贺敬之的《三门峡歌——梳妆台》,其韵味、用典让李正忠深受触动。听完,他立马去找全文,并开始接触贺敬之的《放声歌唱》等一系列作品,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  熟悉之后,李正忠发现贺敬之对认准的问题会格外坚持,哪怕看法和大家不同也很难动摇。而对人情世故,包括一些具体的行政工作,则不太敏感。

  1977年,贺敬之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。首要任务是平反冤假错案,落实政策。诗人周良沛回忆,他因为问题还在改造,甄别平反时查出他被打成没有任何材料,没有组织结论也没有文件,这意味着他不是“正式”,不在这次改正之列。贺敬之得知后说:“人家当的罪全受了,怎么有点好处又把他扒拉开呢?先按对的政策把他调回北京再说!”周良沛的命运自此彻底改变。

  在贺敬之的建议下,文化部成立了政策研究室,贺敬之任主任,并举荐冯牧为副主任。那一时期,两人配合密切,受命调查过“样板戏”“文艺黑线”回潮等问题,促进了包括“反党小说”《刘志丹》在内的文艺界许多冤假错案的平反。理论组成员郑伯农记得,在中央给“四五运动”平反之前,贺敬之看了上海话剧《于无声处》剧本后,就提议调剧组进京演出。中央作出改正的决定之前,贺敬之就找有关负责人谈话,建议给错划的人员平反,不留尾巴。为此,他一度被认为“思想解放过了头”,是“以右批‘左’”。

  1980年2月,贺敬之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宣部文艺局局长,同年9月,调离文化部,担任中宣部副部长。初到中宣部,贺敬之就面临着对电影《苦恋》和报告文学《人妖之间》的处理问题。他认为,对《苦恋》所表现的“抽象人道主义”倾向应当批判,但电影可以修改后上映,这个意见没有得到采纳。

  《人妖之间》于1979年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,是新时期第一部引起巨大反响的、以反腐败为题材的报告文学。作品通过贪污犯王守信的发迹过程,反思“文革”的深层原因。一些领导认为作品给黑龙江抹黑,给中央写信,中央要求查清此事,中宣部将此事交由贺敬之办理。

  贺敬之派出一个五人调查小组,去黑龙江匿名调查。调查组回京后,贺敬之召开了汇报会,北京各报刊文艺部负责人、各报社分管文学的负责人与会,会议讨论认为,作品总体是真实的,只是个别细节有出入。贺敬之当即决定,《人妖之间》没有大问题,不需要做组织处理,细节失实之处可做修改,作品有积极意义,建议作者修改后参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。

  《中国文化报》时任主编阎纲说,贺敬之就任中宣部副部长后,“一个诗人倒下去,一个官僚站起来”的声音四起,甚至说贺敬之是“左王”,这些说法,他并不赞同。当时的政治局面极其复杂,贺敬之在上情下达、下情上达之时总想将上下统一起来,却又常常统一不起来,因而时常陷于困境和烦恼之中。当时文艺界有一种风气,总是要把文艺界有影响又比较活跃的人士,特别是被认为是“上层”的人物,分成保守派和思想解放派。贺敬之说,自己确实常感到“左右为难”。

  1996年,贺敬之出版了《贺敬之诗书集》。序言中写道,这些诗多少反映了若干年来特别是这十多年来的某些经历,多少显现了这段历史大变革时期一丝半缕的时代折光。比起以往,他现在更为自觉地注意到不仅见喜,也要见忧;不仅见此,也要见彼。他说,现在回头看,尚觉“思无甚谬,信无稍疑”。

  贺敬之有时会打电话给纪宇(山东作协副主席),说就是想起他了,想说几句话,没什么具体事。贺敬之说到,当前诗坛问题不少,人民对诗歌不满意、不满足,究其主要原因是诗歌的倾向“去革命化”、低俗化,离开政治,过分强调一己之识。

  王宝大在诗集《奔腾的碧溪》中含蓄地质疑“人定胜天”的口号,贺敬之看后致电他,说对人定胜天不要一概否定,这不符合事实,过去很多革命斗争中,这个口号还是起了很大作用。

  中国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丁毅说,贺敬之对新时期文坛的一些新思潮很不感冒,对谢冕提出的“新的美学原则”、李泽厚的“告别革命论”还有“下半身”诗派等,都非常反感。

  贺敬之喜欢饮酒,他认为郭小川的《祝酒歌》“写绝了”:且饮酒,莫停杯!三杯酒,三杯欢喜泪;五杯酒,豪情胜似长江水。他经常会向亲友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:“我说过了,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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